❤【鳳求凰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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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仲:中國歷史上一個最被低估的人
歷史春秋網
與老子一樣,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時代人。不過,管仲顯然要比孔子大很多,按照時間的推算,孔子出生的時候,管仲已經逝世數年了。如果把管仲與孔子進行比較,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。孔子雖然在《論語》中自誇:「如果誰用我執政,期月而已可也,三年有成。」但事實呢,似乎不像孔子想像得容易。孔子五十二歲那一年,受魯國國君重用,三年之後孔子離開魯國的時候,根本沒有出現三年有成的局面,相反,因為殺了一個少正卯,限制了魯國的思想自由,也影響了魯國的經濟發展。跟管仲相比,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樣教育農民怎樣種莊稼,也不懂得怎樣選拔人才;更不懂發展經濟要用非常手段、軍事要搞陰謀、外交要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了。孔子只會重複那一套恢復周禮的論調,天真地以為只要實現了他所倡導的那一套意識形態,就能治國安邦平天下,就能將國計民生的問題解決。一個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者,儘管也有他本身的價值所在,但以此為方法,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。
從現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,管仲的才華,除了表現軍事和政治之外,還表現在經濟、哲學、法律、外交、教育、人才、管理以及道德倫理等各方面,既有治國平天下的實踐經驗,也有相關的理論總結。按照常理來說,這樣一個開拓政治局面,影響歷史發展,並且導致社會產生巨大變化的人,應該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歷史地位的,但在中國歷史上,管仲的地位,似乎遠遠低於同時代那些懷才不遇的「空談者」,比如孔孟、老莊等。連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,也只是將管仲列入《管晏列傳》,總共只有數百字的篇幅。漫長的中國歷史,只有晚清時的梁啟超算講了一句公道話,認為管仲是「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」。現在看起來,梁啟超的這一說法,一點都不為過。
值得一提的,是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——在《論語》中,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有兩處,一處是有人問孔子:「管仲儉樸嗎?」孔子的問答是:「管子有三歸,官事不攝,焉得儉?」意思是管仲將一些市租據為己有,不算儉樸,即不算廉政。另一處是子貢和子路問孔子,對管仲背叛公子糾輔佐齊桓公怎麼評價?孔子的回答是:「微管仲,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意思是: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,一匡天下,要是沒有管仲,我們都會披散頭髮,張開衣襟,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。可以看出,孔子對管仲總體上是肯定的,但同時認為管仲做人還有很大缺失,談不上一個道德完人。一個有污點的人,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。
管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境遇呢?想來,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。在我看來,中國文化最大的薄弱之處在於認識。對於事物的認識,在很多時候,總是由於不夠深入,理解能力不夠而出現偏差。中華文明一直算是農業文明,在某種程度上,一直有著狹隘而迂腐的成分。比如過於相信個人的自覺,不重視人道,理性意識淡泊,科學精神匱乏,辨偽機制、創新意識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。這當中最大的表現就是孔孟所提倡的「君子之道」更像是空中樓閣,由於缺乏對人性的深入瞭解,顯得虛無縹緲。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說,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「性善」的前提下的,但實際情況呢,人性本來就是無是無非的,談不上「善」,也談不上「惡」,它只是複雜多變。儒家的出發點有問題,決定了「君子之道」的整個哲學體系有問題,也決定了那種「君子之道」道德教化治國的方式無法實現。
與此同時,中國人重言不重行、重名不重實的習慣和傳統,又使得中國文化在很長時間里,一直對實踐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夠的研究和尊重。管仲是一個管理者,也是一個制度的創造者。歷史是由後人寫就的,對於一個管理者來說,諸多的思想和認識,大都體現在具體措施之中,隨著歲月的流逝,真正呈現在後人面前的,已變得相當渺茫了。因此,當人們在整理某段歷史時,往往會因循舊日的文字資料去尋找,很難通過當時的世俗人心去比較和鑒別。這樣的方式,使得歷史的整理者很難,也無法體會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。再加上歷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沒有實踐經驗的文人,對於曾經的管理者,很難有切合實際的判斷,甚至,對於他們的位居高位,還在潛意識里懷有深深的嫉妒。因此,有關歷史的評價總是隔了一層——這當中的反差,或許,還有人性陰暗的成分吧。歷史是複雜的,在分析歷史時,不可不正視這些看起來細枝末節的問題。
因為這樣的思維習慣和傳統,中國文化對於那種實際上迂腐,卻更有悲壯的色彩的方式更為推崇;或者,推崇灑脫而富有遊戲精神的老莊。比較起管仲的理性和實際,孔孟的方式是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,更符合中國文化對個人的道德要求;老莊呢,則更純粹,更像一個完美的人生理想。並且,像孔孟和老莊,一輩子都在「修身」,雖然在諸多方面不同,但都堪稱道德完人;不像管仲,似乎總有道德上的瑕疵。歷史的記述者總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,正因如此,人們更覺得孔子高山仰止,老子智慧無邊,孟子的英氣勃發,莊子灑脫自然,他們的文化和思想地位遠遠地高於管仲,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
本文由「歷史春秋網」授權「知史」轉載繁體字版,特此鳴謝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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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家的國寶」陳垣: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|知史百家
歷史春秋網
11月12日,亞運會開幕當天,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。
11月21日,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、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,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、當代著名歷史學家、教育家的學術貢獻。
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、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,「新會陳氏」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,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。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,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。
一、「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」
羊城晚報: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,即「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」。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?他做過哪些努力?
陳智超: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,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。最早應該是1921年,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。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,陳老師(援庵)說:「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,不是說巴黎如何,就是說西京(即日本京都)如何,沒有提中國的。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,奪回北京!」
羊城晚報: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。
陳智超:1929年,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。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:「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,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,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。」
1931年9月14日,胡適在日記裡提到:陳垣問我,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,還是在巴黎呢?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,希望在十年之後,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。
羊城晚報: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。
陳智超:對,包括胡適、傅斯年、陳寅恪等諸位先生,都深以為憾,並且有緊迫感。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,「九.一八事變」以後,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,他就說:「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,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,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……我們幹史學的,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。」
二、學術沒有國界,但學者有祖國
羊城晚報: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,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。但是我們也看到,陳垣先生曾作《敦煌劫餘錄》,以「劫餘」二字表達對斯坦因、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。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,他們的關係如何?
陳智超: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,都有記載留下來,這是一方面。此外,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,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,信中提到,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,一共十五冊。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,我也轉交了,但很可惜,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。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、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。
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。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,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,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,但沒有來得及去看。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,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。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,正好去福州辦事,於是囑他查找,花了很大功夫,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。
羊城晚報: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,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。
陳智超: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。1933年,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,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《元秘史》拍了照片送給中國,中國方面招待他,我的祖父也參加了,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,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。
羊城晚報:陳垣先生撰寫《敦煌劫餘錄》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?
陳智超: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。為什麼叫「敦煌劫餘錄」呢?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,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(現國家圖書館),是經過斯坦因、伯希和掠奪之後,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,一共八千卷。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,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,編出了這部目錄書,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、最科學的目錄。
出版的時候,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:「(清光緒)三十三年,匈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,載遺書遺器而西,國人始大駭悟。」有人當時就建議,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,「劫餘」二字過於刺激了。但是他說不行,「劫餘」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,所以堅持不改。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?當然知道,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,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。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,在外國人面前,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,而不是奴顏婢膝,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。
羊城晚報: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,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,還是比較友好的。
陳智超:學術沒有國界,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。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,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。此人有他的兩面性:1933年,「九.一八」事變發生後,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,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,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,取消了赴日行程。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,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。
三、治學無捷徑,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
羊城晚報: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,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,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。
陳智超: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有個大前提,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,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: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,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。什麼是歷史觀念?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。在他那個時代,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,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,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。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,這一點是首要的。
羊城晚報:也就是說,做學術不僅憑興趣,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,而要有家國之思、民族之念。
陳智超:這一點很重要。另外,他強調治學無捷徑,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。比如說有四年時間,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《中西回史日曆》,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,結果得了胃病,只能吃麵,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。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,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,多年無人進入,蚊蟲很多。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。
羊城晚報:陳垣先生「言必有據,實事求是」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。
陳智超:他強調,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,要求真,不能去編造歷史。為了求真,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。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,「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」,認為如此一來,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,二者或許有所修正。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,研究其修改的過程,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。還有,他要求「不說閒話,力求創新」,提倡「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,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,閒話不說或少說。」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,「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」。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。
四、長居北京,與嶺南割捨不斷
羊城晚報: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。首先,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,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?
陳智超: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。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,他前兩代是經商,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。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,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,雖然沒有家學淵源,也沒什麼師承可言。
祖父當時看書,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,尤其喜歡讀史籍。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,但是曾祖父還是「購書無吝」。例如他十六歲那年,買了一部《二十四史》,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,這不是一般的支持。
羊城晚報: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,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,這是家庭的影響。那麼地域方面呢?
陳智超:廣東這個地方,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,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。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,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,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。另外,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。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,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。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:「余今不業醫,然極得醫學之益,非只身體少病而已。近二十年學問,皆用醫學方法也。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,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,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。」雖然有點自謙,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。
羊城晚報: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?
陳智超: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,但應當承認,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,有很大的影響。那時不像現在,即使你在窮鄉僻壤,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。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,要看《四庫全書》,在廣東行嗎?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,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。
羊城晚報:那他思念廣東嗎?
陳智超:很思鄉。這種思念,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,如燒鵝、土鯪魚等。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,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,比如說岑仲勉先生,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,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,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、傅斯年諸先生,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羊城晚報:您祖父在北京時,還說粵語嗎?
陳智超: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。而且,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,也一定要學廣東話,有時候還會親自教。在廣東的子女,也要想辦法學官話,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。
五、「二陳」比較研究,應不帶偏見
羊城晚報: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,這也是近年來比較「熱門」的一個課題。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?
陳智超:我的看法是,我們要實事求是、不帶偏見地去研究。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,就發表議論,這不大合適。
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,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,陳先生講,我就佩服兩個人,一個是王國維先生,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,他「學問踏實,德才兼優」。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,稱他為「大師」,據我所知,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。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,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,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,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。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,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。
羊城晚報: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,陳寅恪先生寫出了《柳如是別傳》、《論再生緣》這些皇皇大作,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。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,您怎麼看?
陳智超: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,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。其實,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,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《通鑑胡注表微》是在1946年刊行的,那時他已經66歲。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「將軍老矣」。
羊城晚報: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?
陳智超: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,梵蒂岡要停發經費,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,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?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。另一方面,年事已高,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。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,大意是說: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,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,我正要寫了,結果右手麻木了;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,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,要休息。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,然後陸續又住了八、九次醫院吧,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。健康狀況不允許了。
六、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
羊城晚報: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。
陳智超: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。他經過了晚清、北洋軍閥、國民政府、日本人統治,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,但最後都失望了。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,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,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。我老引這段話,祖父1949年曾在《人民日報》上發表的文章中說:
「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,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?我告訴他,看見的先不說,我告訴你看不見的。解放後的北平,看不見打人的兵,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,街上看不見乞丐,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,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,更看不見有所謂『新貴』在琉璃廠買古董……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,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、翻天覆地的大變革。」
羊城晚報: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?
陳智超:1949年之後,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: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,或者在雜誌上發表,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。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,並且重新整理的,這是一件工作。另外,就是著手整理《舊五代史》和《冊府元龜》,這是很大的工程,但沒有來得及完成。
羊城晚報:此外,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。
陳智超:是的,他關心史學教育,繼續指導學生,為出版社審稿,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,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。以前的幾十年,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,晚上九時就寢,生活很有規律。但解放之後,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,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。
羊城晚報:也就是說,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,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?
陳智超:對。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、學院式的學者,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,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,這個區別客觀存在。
羊城晚報: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,新中國成立以後,這種交情還在嗎?
陳智超: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。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,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,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,但還是互相關心的。1953年12月,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:「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,曾到舍間商酌,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,寅恪先生最為合適。今聞寅恪先生不就,大家頗為失望,奈何!」而在1955年的信中,陳垣問冼:「寅恪先生起居佳否?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,可以照顧,甚善。」可見其關心。
七、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
羊城晚報:最近您主持編輯的《陳垣全集》出版了,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,裡面交待了有關「曹錕賄選」的情況。
陳智超: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,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。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、教育家、愛國者。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,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,當時領導並不要求、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,是他自己寫的。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。我覺得,既然是全集,就要反映全面。他自己一直認為,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,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,我保留這封檢討,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,他不是完人,也曾走過彎路。
但是,評價一個人的一生,看他的全部,要看他的晚節。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,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「石破天驚之作」的《元西域人華化考》,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,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,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,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。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「德才兼優」,也是在「賄選事件」之後。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。
羊城晚報: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?
陳智超: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,是拿薪水的,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。但由於連年戰爭,薪水已多時未發,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,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。這是他終身的憾事。
八、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
羊城晚報: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,有兩位母親,先後有三個妻子、十一個子女。在感情方面,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?
陳智超:陳垣5歲時,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。陳垣後來回憶說,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,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,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,對她還是很依戀的。每次吃飯,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,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。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,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,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。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。
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,又長得一表人才,在廣州時被稱為「靚仔垣」。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: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,又擅長演講,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,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,其中一個筆名是「豔」,友人問他何意,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。
羊城晚報: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?
陳智超: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,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,包括「父母之命」的原配妻子鄧照圓,也就是我的祖母。祖母原名「珍安」,識字不多,裹過小腳,因為祖父又字「圓庵」,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「照圓」,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,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。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,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,寄到北京。因為祖父過繼時是「兼祧兩房」,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,比他小四歲,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,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,年僅28歲。
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,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。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,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,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,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。
對於身在天津、廣東的兩位妻子,祖父一直寄生活費。直到1966年5月,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,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。
羊城晚報:陳垣先生晚年,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,長期相隨。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?
陳智超: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。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《陳垣和家人》一書中,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,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。
大師陳垣
陳垣,字援庵,廣東新會人。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、教育家,曾被毛澤東稱為「國家的國寶」,與陳寅恪並稱「史學二陳」。
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,六歲至廣州讀書。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。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,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,並留校任教。
1905年,與潘達微、高劍父創辦《時事畫報》,反對滿清專制、外國侵略,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。辛亥革命後,當選民國眾議員,從此定居北京,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。
1917年,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《元也里可溫考》,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,當即震動學界,一鳴驚人,由此開始學術生涯。
抗戰淪陷期間,他閉門研究,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。1949年,他選擇留在大陸,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病逝於1971年。
作為史學大師,他在宗教史、元史、中外交通史、考據學、校勘學、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,學術建樹影響至今。
作為教育家,他從教74年,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,前後執掌輔仁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46年。
(本文由「歷史春秋網」授權「知史」轉載繁體字版,特此鳴謝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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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原來就讀的就是輔仁大學的宗教學系,也有雙主修哲學,鑒於版上沒有什麼討
論宗教研究所的考試心得,所以來分享一下自己的準備方式。
學校只報考了政大和輔大兩所,不選擇其他學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
,其次是因為這兩所比較符合研究方向(宗教學)。
政大宗教所是採取二階段的方式,也就是說筆試+口試(面試)。而輔大最近幾年
以來都只考一科-宗教學。以下會分享兩所學校各自的準備方式和考試心得。
政大:
筆試部分有三個科目:國文、專業英文以及選考科目(社會學概論和世界宗教概論
),本人是學宗教的,故選考後者。
我先講我的準備方式。
(一) 國文
國文這個科目幾乎沒有特別準備,主要是吃老本+稍微瀏覽近年題目。
原因是在看過100 ~ 108年的考題後,認為已經越來越走實際應用而非死背的題目,
不過基本的文學常識還是會考。這方面去找版上其他大大的準備方式絕對比我還要
有用。
(二)專業英文:
專業英文的準備方式其實也沒什麼訣竅,在看過近五年的題目之後就可以發現主
要的出題方向都是以「宗教人類學」、「宗教社會學」(也就是宗教學)以及討論
佛教、道教和基督宗教的原文文本為題目要求翻譯,這就吃重考生的閱讀能力和翻
譯能力。畢竟看得懂和能翻出意思是完全不同的。
這一科目分成字彙、閱讀和翻譯三個點去準備是最好的,我也是這樣準備的。
字彙:
其實不管任何外文,字彙都是重要的一部分,基本單字就不用說了,高中那本7000
單拿出來複習看看把基礎打實在,會省了你們很多功夫,相信我。
再來就是專業英文的部分,如果是完全沒有宗教背景的同學(考生),建議先從輔
大出的「宗教學概論」裡面熟悉宗教學以及其字彙,書末會有許多名詞,挺方便的
。政大的推薦書單中也有許多原文書可以去翻閱、參考。我個人主要是去弄了一本
英文的Oxford宗教辭典來準備
自己還有聽許多英文歌,如瑪麗蓮曼森和motionless in white等許多金屬團都充
滿宗教用詞,例如MIW的”reincarnation”;BMTH的“Mantra”。仔細去接觸身邊
的英文文本會發現其實字彙他媽的還蠻好準備的。
特別建議將政大英文104~109的題目都做過,都能看得懂以及翻譯。對於字彙會很
有幫助。
題外話,MIW的america還真的救了我一次,裡面有一句歌詞“home of free, sick
and depraved”(自由之家,有病又墮落)我很喜歡,結果中翻英真的給我出現了
墮落這個詞。
閱讀:
閱讀一篇英文文章最重要的就是看懂整個句子的能力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多閱
讀文本,我在上課的時候就曾經要看一本”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
ddhism”。那時候翻譯了裡面許多篇文章,如我說的,這使我的英文能力進步十分
有幫助。現在看一般的原文書能夠不用一個句子從頭查到尾甚至通篇讀完,都得歸
功於當時的努力。當時的我最喜歡的方式是書的旁邊放一本筆記本紀錄翻譯成中文
的句子,然後用手機或是電腦查字典翻譯。
翻譯:
這一個相對閱讀而言並不需要太多的練習,因為政大要的並不是一個好的翻譯,
而是一個好的學生,而學生有能力把英文看懂,並且用中文的方式去理解與溝通就
夠了。
上一段我說過我的閱讀方式歸功於把句子翻譯出來的那些苦工,這段我就來說說
我對於翻譯的些許看法。政大出的翻譯大部分就是中翻英和英翻中。在我看來最困
難的地方是把所有句子都翻譯出來(而不是所有單字,這裡可以注意一下,因為許
多時候強迫把每個單字都翻譯出來反而會讓整個句子過於冗長)。所以我個人認為
在準備專業英文的時候盡量不要太依靠翻譯工具,舉個例子,我在翻譯的時候最多
會重複檢查三次,第一次是最基本的把單字查好;第二次是把句子整個丟到估狗翻
譯去看和我的理解是不是類似,最後再把翻好的句子拿去問教授。
當然,最基本的翻譯方法也可以去看一看,我個人是靠著看書堆起來的,對於翻
譯的方法沒有特別看書,頂多是看英文文法聖經這一本書。不過我認為把一些翻譯
用書拿來看一看增加基本知識也是很好的。
總而言之,專業英文的準備建議閱讀政大的參考書籍以及輔大的宗教學概論,還有
把考古題做一做。養成平時多閱讀的習慣是最好的,如果要推薦的話,時代雜誌或
是一些宗教相關領域的期刊都是不錯的選擇。
(三) 世界宗教概論:
這一部分老實說我沒有特別去準備,因為大學時該學的都學了,不外乎就是拿系
上的概論筆記或是教材重新準備一遍。主要方向是佛教、道教、基督宗教、伊斯蘭
教與民間信仰。而個別宗教的發展史、主要教派和教義、經典、禮儀與禁忌這些都
需要基本的理解。
這一部分的用書我推薦輔大的《宗教學概論》、張志剛的《宗教學是什麼》。
基督宗教的部分可以參考凱倫·阿姆斯壯的著作,包括《神的歷史》、《血田》、
《為神而辯》等。道教的部份我是參考系上教材,因為張超然教授實在整理得太好。
佛教的部分除了前面所提到的”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”以
外也可以去參考其他概述佛教的參考書。民間信仰的部分可以參考鄭志明教授的
《民間信仰與儀式》等著作。
而輔大宗教所只考一科,宗教學。
這個當然也沒做什麼特別的準備,相對政大來說啦。
個人認為準備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困難或是特別需要準備的地方,還是重在堅持,
我也是在準備期間因為各種不同的狀況而不是複習得很有效率,安排的行程也時常打亂。
以下是考試心得
(一)政大:
先談筆試。國文的部分,其實沒什麼好說的,我算是裸考,不過裡面的題目並不是很困
難,最大的失敗大概就是把選擇題寫在評分欄了吧。因為這樣損失了10幾20分。
專業英文的部分,我認為今年相對困難,三題中的第二題我基本上看不懂主要想
表達什麼,所以翻譯的時候留白很多。其他兩題翻譯都翻得挺順利的,基本上爭取
到每字每句的意義都翻出來。
世界宗教概論的部分,我個人是認為寫了太多基本的東西而沒有深入探討,例如
說寫佛教的宇宙觀是寫他們基本上認為萬物皆空(原始佛教),但沒有繼續深入討
論這種看法的脈絡,當然其實時間也不允許。所以我認為在寫題時基礎的概念可以
提到就好,然後盡量往深入的部分討論。
然後面試的部分我個人是穿著偏古風的外套和襯衫,因為不喜歡領帶所以改用保
羅領結。穿褲裙而非西裝褲,鞋子是黑色皮靴。手提黑色公事包。我個人是認為在
宗教所面試官並不執著於西裝,但還是要穿的有條有理。
面試的問答方式是三位教授向你提問,其中一位是系主任。我被問到的問題分成三類,
一個是在校成績、另一個是論文以及研究計畫的問題,最後一個是對政大的了解和看法。
總結起來和去公司面試的經驗有幾分相似。不過並沒有特別嚴肅,只要心態別崩應該
一切好說。畢竟政大宗教研究所本來就不多人去考,今年是7取5,還有一個人沒去考。
錄取的比率應該還是挺高的。
政大成績:正取一
國文:51
專業英文:87
世界宗教概論:58
面試:80
總合成績:71.63
最低錄取成績:68.1
(二)輔大:
基本上是裸考,只有稍微看過過去幾年的試題。我認為應該是在最後一題(研究
計畫)的部分寫太少才會考這麼差。
輔大成績:正取三
備審資料審查:83.67
宗教學:70
總成績:153.67
最低錄取成績:129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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